垂体瘤GH病友会王任直：患者利益是一切问题的起点和终点
王主任，仁心仁术大爱无疆，是中国垂体瘤协作组的创建者，垂体瘤MDT的先行者，太不容易难能可贵！值得欣慰的是，经过协作组数年一步一个脚印的努力，国内各地的MDT已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患者幸哉！
有赖于协作组的有力领导、诸多医院医生专家的亲力亲为与鼎力支持，加之中国的世界第一临床资源，在垂体瘤治疗领域登顶，一定是可以期待的！
前几年我和几位病友在上海拜访过莅沪参加学术会议的王主任，留下了深刻印象。那时王主任对我们病友组织也有不少建议，很可贵而且全都是高屋建瓴的，譬如关注肢大病友的精神卫生问题、倡导病友之间的相互帮助彼此扶持等等，深感王主任的平易近人与高瞻远瞩。当时就感觉王主任已经完全出离了神外主任、垂体瘤协作组组长的身份，具有并体现的那种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真的令人感佩！
——转载按语 
梁晓声曾将文化定义为：“为他人着想的善良。”深知他人不易，继而懂得换位思考，在笔者看来，这似乎是最适合王任直主任的注脚。
他曾直言不讳地说：“我们应该把患者当亲人，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激发学习热情，努力提高技术水平；才能从患者的角度出发，来制定各种检查和治疗方案。”他也深知此话说易行难，但“患者命都交到你手里了，你不从他的角度去考虑这些问题，行吗？”
于王任直而言，“患者的利益”是所有问题的起点和终点。
作为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外科主任，他不仅致力于为每一位患者提供最好的诊断和治疗，还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和普及“经口鼻蝶窦入路垂体瘤切除术”，将垂体腺瘤患者的手术创伤减到最低，争取更好预后。2012年，他发起并组建了“中国垂体腺瘤协作组”，推动了全国脑垂体瘤多学科协作与规范化治疗，惠及数以万计患者。
看到更多的患者从点点滴滴的改变中实实在在地获益，王任直深觉，这么多年的付出，“挺值的！”
“从患者角度考虑问题”
初见王任直主任，一袭白大褂裹身，个子挺拔，气质干练，炯炯的目光中透着一股子精气神。笑起来时，眼睛微眯，眼角勾勒出几条清晰的鱼尾纹，显得格外和蔼亲切，且令人信任。
每周一、二上午，是王任直的固定门诊时间，一上午固定12个号，但每次患者加号都会到20个。他的语速从来都是不紧不慢，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不仅会深入浅出地把病情和治疗方案为患者和家属解释得清清楚楚，还会从患者角度出发权衡利弊，提出自己的建议。
一位垂体泌乳素瘤患者带着之前检查结果，前来找王任直咨询诊疗意见。仔细了解病情并看过片子后，王任直对着片子解释道：“您看，这个是肿瘤，这个白色的是出血，这有一条线一样的东西是视神经。肿瘤长大了，往上一顶，这条线一样的神经就看不见了。一般来说，泌乳素瘤如果吃药有效，一方面血泌乳素水平降到正常值，另一方面是肿瘤缩小。从你目前吃药的情况看，血泌乳素水平是降下来了，但是肿瘤还在长大，已经有3公分（注：3厘米），说明这个肿瘤不是垂体泌乳素腺瘤，需要手术解决。”
但有时候，再多的医学解释，也不及一句推己及人的判断更有说服力。门诊中，一位患者在王任直认真解释了十分钟后，只问了一句：“如果你是我，做不做手术？”王任直笑着回答：“如果我是你，肯定不做这手术，切不干净肿瘤，而且手术风险极大。”
对于王任直而言，从患者的角度考虑问题，是贯穿在每个医疗行为中的准则。门诊时笔者注意到，他会特别询问患者多大年纪、结没结婚、有没有孩子、家住哪儿等等，再根据病情需要及路程远近安排随诊时间。比如有一位来自河北邯郸的小患者，得知他来一次医院路程需要七八个小时，且正在上学后，王任直便建议：“别每月过来了，再吃一段时间药，观察疗效。等放了寒假，再过来查一次泌乳素水平，做个磁共振检查。”
门诊结束后，笔者还从王任直的学生口中了解到诸如“没用的检查坚决不开；对于经济条件差的患者，要考虑患者的承受能力”等细节。
门诊上，王任直主任认真手书每一份病历。
“能不能再努力一下？”
从患者角度考虑问题，也令王任直主任很少拒绝患者。由于很多患者都是在当地医院治疗过后，由当地医院医生或患者介绍，来到协和医院的，疑难复杂程度可想而知。每每治疗陷入进退两难之境时，他总会问自己一句：“能不能再努力一下？”
格桑是一位从西藏慕名而来的肢端肥大症患者，外院手术后遗留下了剧烈的头痛问题，每每发病，痛不欲生。多方咨询后，她找到了王任直这里。王主任仔细检查过后发现，引发她疼痛的根源是没有切干净的肿瘤，要解决头疼只能二次手术。但是，残余肿瘤形态不规则，不仅包裹了颈内动脉，更是明显压迫了视神经（这也就是前次手术没有切干净的根本原因）。再加上手术后瘢痕粘连等因素，手术风险可想而知。
类似的高风险患者还有很多。据了解，目前协和医院神经外科垂体腺瘤外科治疗小组每年手术量800台左右，其中疑难、复发、重症患者占50%以上。协和医院神经外科博士生沈志伟大夫对笔者说：“作为中国垂体腺瘤协作组组长，王主任很明白，很多患者来协和就是为了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如果协和都看不好的话，其他地方就更困难了。”
在精心制定了整套手术方案、准备了多条预案后，王任直为格桑实施了手术。手术的结果出乎意料得好，格桑病愈后，她在病房为大家献上了一首来自家乡的歌谣，灿烂的笑容感染了周围的每一个人。
从工人到“协和年轻的教授”
吃过苦的人，往往更懂得珍惜所得，也更懂得体谅他人。王任直的一颗体谅之心，与他的成长经历密不可分。
1957年，王任直出生于吉林省长春市。与东北寒冷的天气一样，他的青春时光，也刚好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文化“寒潮”。这段时期，他曾随家里走五七道路，到吉林最贫穷的乡下生活8年；高中毕业后曾在工厂做过3年工人。直到1978年恢复高考，蛰伏多年的他，一举考入白求恩医科大学医疗系，成为了“文革”后全国首批统招大学生。
“吃过苦的人更懂得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在医科大学读书期间，年轻的王任直可以说是如饥似渴地吸收着知识。回忆大学时光，他说：“那时候大家基本都是晚上看书到12点多，我们不觉得这是苦，反而觉得是一种来之不易的幸福。”
幸运似乎总会眷顾努力的人。在1982年即将毕业之际，王任直正好赶上北京协和医院从原卫生部下属五所医科大学挑选实习生，他幸运地被选中了。
来到北京协和医院后，年轻的王任直深受老一辈协和人“严谨、求精、勤奋、奉献”的精神感染。他至今仍清楚记得神经外科王维钧教授六十多岁还在值二线班，深夜一个电话，冒雨赶来医院做手术；记得他所讲的“一定要做那些别人做不了的东西”的勉励之词，记得“以柔克刚”的谆谆教诲……在这种耳濡目染下，王任直一心钻进了医学中。毕业留院外科轮转1年后，便考上了北京协和医学院（原北京协和医科大学）研究生，成为尹昭炎教授的硕士研究生。1986年，他又获得了去日本北里大学的留学机会，成为同届生中最早出国留学的人。
至今，王任直都非常感谢这3年留学经历给他带来的收获。
一方面，他的科研思维正是养成于这段时间。所谓“言之有物，持之有据”，对于他来说，一种疾病，不仅要了解其症状、治疗方法，还要了解其历史、背景，这就需要阅览很多文献。不论是下诊断，还是做手术，都要有理有据。
与此同时，还要带着科研思维去学习手术技巧。“先看老师怎么做，再去了解老师为什么这么做。想想如果是我，我会怎么做。手术做完后，比较老师这么做有什么好处，如果按照我这么做有什么好处……”
在这种“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的学习过程中，王任直快速成长。1993年，他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副主任医师；1996年破格晋升为教授，被批准为博士研究生导师，成为了整个协和医院最年轻的教授之一。
另一方面，国外的所见所闻，将王任直的视野也带到了另一个高度。
他的导师矢田贤三是当时北里大学的神经外科主任，也是当时日本神经外科教育委员会的委员长，王任直经常跟着他到处去开会、交流学习，接触了很多新理念，也结识了很多人。
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变化：“我不再是只站在自己科里，或者国内的角度去想问题，而是会站在神经外科整个的发展角度，包括借鉴国外的发展经验去考虑问题。如果没有这3年，大概就不会有我后来对这些大方针、战略规划的思考。”
从一枝独秀到百花齐放
曾有人这样评价王任直：“虽身为神经外科知名专家，但他更多是站在多学科的角度上考虑问题。”
王任直说，虽然按照目前肿瘤分类，大家把垂体腺瘤划归在神经外科领域，但从疾病本身来看，它是横跨神经系统与内分泌等多个系统的疾病，需要多学科共同协作。“单单一个神经外科，想把垂体腺瘤工作做好，太难了！”
实际上，早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北京协和医院就成立了以史轶蘩院士和王维钧教授为核心的垂体腺瘤多学科协作组，一路发展至今。开创了垂体腺瘤激素测定方式、经口鼻蝶窦入路的手术方式以及多学科协作的诊疗模式等等，致力于为患者提供最优化的治疗。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王任直主任把协和垂体瘤多学科协作（MDT）模式继续发扬光大，并将之推广到全国范围。
这一行动的初衷，正是由于曾经垂体瘤治疗领域“治疗不规范”：如各个医院诊断治疗标准不一样；有些患者术前激素都不查就给做手术；不该做手术的给做了，该做手术的没给做好……正所谓“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才是春”。王任直说：“垂体瘤治疗不是一个人、一家医院就能够做好的，我们希望让更多的患者得到最合适的治疗，这个是最根本的想法。”
在此背景下，2007年，王任直联合其他垂体瘤专家代表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发布了《肢端肥大症治疗共识》，这是中国第一部垂体瘤治疗共识，也是一个重要节点——提出如何规范化诊断治疗垂体腺瘤。
为了在全国推动和普及“经口鼻蝶窦入路微创手术”，同年，他创办了“北京协和医院微创高峰论坛暨显微镜内镜技术学习班”。迄今为止，已连续举办了十一届，硕果累累。
2012 年，王任直主任在很多神经外科前辈的支持下，发起并组建了“中国垂体腺瘤协作组”，成员包含全国三十几家三甲医院的54名专家学者，后来增加到46家医院的98位专家教授。协作组成立5年以来，先后组织制订了6部垂体腺瘤诊治指南和专家共识。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帮助29家医院成立了垂体腺瘤多科协作诊治中心，为广大患者服务。
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金自孟教授对于这一创举给予了高度肯定：这相当于把协和垂体疾病MDT模式推向全国，推动了全国脑垂体腺瘤多科协作与规范化治疗，影响力不可同日而语。
面对这些成就，王任直却总爱说，是别人做了什么，甚少提及自己。他笑言：“我们这些东西都是建立在前辈们的基础上，依靠整个团队的力量做出来的，不是说我有多特殊，离开了他们，我什么都不是。”
“吃亏是福”
当今社会，是一个合作方能共赢的社会。但促成合作本身，并非一件易事。
王任直说，从小父母会教育他，吃亏是福，做事要容人让人，好处别往前抢，责任多承担点……正是这些简单朴素的道理，塑造了他日后的合作理念，并成为“中国垂体腺瘤协作组”得以成立的思想根基。
其实，在协作组筹备之初，大家有一个普遍的担忧：我们把协和的好东西毫无保留地告诉大家了，人家都赶上来，协和不就不突出了吗？
回忆此事时，王任直主任笑言：“人都有私心，我也有。但是，私心和让更多患者受益相比，后者一定是排在前面的，这是最根本的。另外，我也有自信，在大家的努力下，我们一定会发展得更好。”
在王任直看来，北京协和医院作为组织者，在初始阶段，或许需要先将自己的东西拿出来，与人分享，需要付出更多。但时间长了，大家会看到你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这样才可以一起继续往前走。当这种合作形成一定规模后，一定是大家都可以从中受益。
“在垂体领域发出中国人自己的声音”
“中国垂体腺瘤协作组”工作这几年中，中国逐渐缩短了与世界先进垂体腺瘤治疗水平的差距。其中，北京协和医院在国际上首先提出了“难治性垂体瘤”的概念；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接连发了4篇垂体测序方面的文章，首次构建出完整的垂体瘤体细胞突变基因图谱；建立世界上最大的垂体瘤数据库……
王任直说：“中国垂体瘤协作组成员每年做垂体瘤手术约1万例，这是哪个国家也比不过的。只有把大家组织起来，把这些资料整合到一起，才能发出中国人自己的声音！”
2015年，协作组在科技部等支持下，成立了“中国垂体疾病注册中心”，在建立中国垂体腺瘤完整数据库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目前，数据库中有超过1.3万病例，成为发展基于人脸识别技术的垂体腺瘤人工智能诊断的重要基石。该技术对库欣病、肢端肥大症等垂体疾病已经能够达到初步筛查的效果。只要把人的头像照片输入到软件中，就能瞬间做出判断是否患有上述类型的垂体疾病。据悉，目前辅助诊断准确率达到97%以上。
对于王任直而言，只是停留在原来基础上的好，不能算好。北京协和医院科研处副处长朱朝晖说：“他不断想着解决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带着一个庞大的团队一起进步，并以此为乐。”
王任直颇为自豪地说道：“经过这几年的发展，协和通过垂体腺瘤协作组这个平台，做了很多事。事实证明，我们的影响力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了。”在他看来，在不远的未来，中国垂体腺瘤治疗或有望赶上、甚至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我们的终极目标是：为每一位垂体瘤患者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王任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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