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2年，北京协和医院垂体瘤多科协作治疗中心携手国内多家医院专门从事垂体瘤临床和研究工作的专家学者成立了中国垂体腺瘤协作组，将全国致力于垂体瘤工作的同仁聚集在一起。5年来，在协作组的帮助下，分别在上海、北京、广州、四川等地建立“多科协作垂体瘤诊疗中心”30个；以协作组为主制定了所有与垂体瘤诊疗相关的临床治疗共识和规范（6部）；统一建立了全国多中心的垂体瘤数据库；举办年会及多场指南共识宣讲会；组织人员到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学习；组织“垂体卓越中心互访”活动，加深了解和互相学习……等等。值得欣慰的是，在协作组各位专家的努力和推动下，大幅提高了我国垂体疾病的诊疗水平，造福于广大患者。


AME出版社的编辑对协作组的核心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神经外科卞留贯教授进行了专访。此文部分内容也将被摘选入《我们一起走过——记北京协和医院垂体MDT成立40周年》中“同行视角”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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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教授

卞留贯教授


AME： 我们了解到您曾经在德国Marburg大学神经外科进修显微神经外科技术，可否请您简单分享一下在德国的这段经历以及这段经历对您影响？


卞教授：我于2004-2005年在德国Marburg大学医院进修显微神经外科，期间最大的感触是他们管理病人的模式跟国内不同，MDT（多学科的联合诊治）在德国体现得很好，他们对病人的一系列管理非常认真，术前讨论时病理医生和影像科医生都会参加，手术中病理医生会跟台，术后的病理分析结果会及时地反馈，团队配合非常好。因为病人是一个整体，医生需要更多地关注一个病人的整体状态。


第二个感受是先进的理念。Marburg大学Bertalanffy教授主要做脑干肿瘤。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讨论一个桥脑-延髓交界的海绵状血管瘤，术前我认为术后可能会出现各种并发症，结果第2天我们去查房，却发现监护室的病人恢复得很好。当时就令我非常有感触，对我影响很大。以前我们认为脑干肿瘤是禁区，是不敢碰的。他们的成功主要归功于显微外科的先进技术和术中监护。回国之后，我们也开展了一些脑干的肿瘤手术，包括坐位切除脑干的海绵状血管瘤等。


第三个方面是他们很友好，欧洲跟美国不一样，去欧洲进修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接触病人，教授对我们说什么时候想上台都可以。这一年我最主要的收获就是显微神经外科的理念，我去之前做过显微神经外科手术，这方面认识相对较浅，通过这一年的进修，回来以后慢慢体会，运用在临床工作当中，帮助很大。


第四就是年轻医生的培养。在德国住院医非常辛苦，在医院的时间有的要超过12小时，他们的晋升也需要文章、课题，同时他们很注重临床技能的训练，他们有自己的解剖室，教授会亲自带教各种颅底入路的显微解剖，这对年轻医生的培养很重要。我们今年与交大医学院解剖教研室联合成立了“临床神经解剖中心”，并成功进行第一期神经内镜实训班，反响很好，接下来我们将联合组建显微神经外科和神经内镜两个实训平台。


AME：对于“垂体瘤的治疗需要多学科协作”，谈谈您多年来最深的临床体会有哪些？


卞教授：垂体瘤有两方面特征，作为颅内肿瘤，有压迫血管或者神经引起的神经症状，此外，还具有内分泌特性，如果术前不关注这两方面特征，手术有可能会对病人造成可怕的结果。从2007年起，WHO在肿瘤的分类中，已经把垂体瘤划为神经内分泌肿瘤，因此更要关注垂体瘤的内分泌特性。


垂体瘤包括泌乳素瘤、肢端肥大症、库欣病等功能性腺瘤，还包括一些无功能腺瘤，功能性腺瘤的早期诊断主要依靠内分泌学检查，对于外科医生来说，不能只关注肿瘤本身的局部压迫效应，要想得更多一点。其中，较为常见的泌乳素腺瘤，其内科治疗效果就非常好。

 

AME：请您简单介绍一下瑞金医院神经外科的情况和特点？


卞教授：我们瑞金医院神经外科，体量不是很大，但是特色非常明显。主要是分三大块：功能，肿瘤，血管病。功能神经外科（包括颅神经疾病）国内国际的影响力很大，临床科研齐头并进，发展前景很好；脑血管病也很好，包括血管内治疗和显微手术，而且基础研究中围绕脑出血获得多项国家自然基金和上海市重点课题资助；垂体瘤诊疗是瑞金医院的特色，尤其是库欣病。我们从2003年开始，在内分泌科宁光院士的倡导下，建立了内分泌的学科群，对垂体瘤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另外，每周一下午我们会进行病例讨论，宁光院士基本都会参加，他会从内科医生的角度去分析病人。作为外科医生，经常参加这种讨论，思维也会随之改变。作为垂体瘤外科医生，这种内科思维非常重要。通过这种讨论，最后形成结论，病人是先观察，先药物治疗还是先手术，对病人来说也非常有益。


我们一年的随访率基本上达到100%。因为现在这个模式非常好，病人可以得到比较好的长期管理，对病人非常有益。同时手术量也慢慢地上升，我们连续几年都在上海排名第二位。


科研方面，我们有两个库欣病国家自然基金，还有泌乳素腺瘤的相关课题，获得了上海市医学科技进步奖。


借助垂体MDT的模式，我们在2015年2月成立了神经肿瘤的MDT，时间为每周四下午3：30。已诊治超过500例，取得很好的效果，2016年还获得瑞金最佳发展团队。


AME：请问协和垂体MDT（多学科协作组）对您以及您的团队带来了哪些启示以及影响？


卞教授：早在1979年，北京协和医院就开始了垂体MDT，并于2012年牵头成立中国垂体腺瘤协作组。协和医院很早就意识到垂体瘤必须要有MDT的诊疗模式。在垂体瘤方面，协和是国内的领航者。协作组成立以后，各个地方便把垂体瘤的MDT逐步建立起来，但真正做得很规范的还不多，远远达不到协和的水平，毕竟协和有深厚的底蕴，我们要向协和团队学习。


AME：关于中国垂体瘤协作组的工作，可否谈谈您的看法和评价， 您认为这个模式是可复制可推广的吗？


卞教授：多学科协作很重要，就神经外科而言，除了垂体瘤协作组，还有胶质瘤协作组。胶质瘤与垂体瘤相似，并非单凭手术就能解决问题。垂体瘤的MDT诊治模式完全可以复制推广，但是有一点很重要，这种合作建立在大家共同的认识和兴趣基础上，如此才能走到一起。中国垂体腺瘤协作组从2012年的五十几人，如今已扩展到一百多人。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认为它重要，认识到疾病需要大家共同的参与，有共同的目标才能把事情做好。我想垂体瘤协作组还会进一步发展，因为大家越来越认识到垂体瘤不单纯是神经外科疾病，更多的是内分泌疾病。


AME：您是否希望跟协和神经外科合作，是的话您希望具体在哪些方面进行合作？


卞教授：协和是“老大哥”，我们当然希望合作，向他们的团队学习，有机会的话我们会派人过去。协和在整个神经外科很有影响力，所有医生的基本功都很扎实，知识面也很全，我们希望能不定期或定期地派一些医生去参观，或者是进修，包括培养研究生方面，希望有更好更多的交集。比如定期派年轻医生去三个月或者半年，把协和的经验学回来，也带动我们的发展。王任直老师的八年制博士毕业后就在我们科里工作，算是已经有合作了。


AME：请问您认为神经外科手术未来的发展趋势会是怎样的？


卞教授：神经外科未来的趋势是智能化，但是智能化的空间相对是局限的，它最大的问题是操作空间小，精细程度高，但可能是未来的方向。


另一个是精准化，无论垂体瘤也好，胶质瘤也好，现在更向精准医学方向发展。精准的好处是什么？可以更多地保留功能，最大程度地切除肿瘤。因为现在整个神经外科的观念跟以前都不一样了。以前即使到了90年代，还都是在谈论肿瘤切得多么好，现在更多关注的是手术病人的生活质量。另外高科技的应用，比如术中的的监护、术中的杂交手术、术中的磁共振、唤醒麻醉等，所有的这些高科技的集成，可以更好地保存病人的一些功能，使病人能够获得更好的生活质量。 


第三方面，就垂体瘤来说，因为现在有些垂体瘤治疗很困难，开了很多刀，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希望药物能够及时地跟进。有人开玩笑说，将来也许垂体瘤外科医生可能要失业，因为更多地靠药物治疗就能解决。泌乳素瘤目前通过药物治疗效果很好，肢端肥大症和库欣病等也有希望依靠药物治疗。不过药物再怎么发展，我想外科医生也不会失业，因为总有一些情况是需要外科医生来解决的。但是，作为外科医生，病人术后的功能状态及生活质量，可能是未来神经外科医生要更加关注的。


专家简介：


卞留贯，留德高级访问学者，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分会委员、中国垂体瘤协作组委员、中华医学会上海神经外科分会委员兼秘书、上海中西医结合学会神经内分泌专业委员会委员、上海抗癌协会神经肿瘤专业委员会常委、上海交通大学神经病学研究所副所长等。


主要从事颅内肿瘤、脑血管病的临床和基础研究。擅长经鼻内镜切除垂体瘤、颅底肿瘤、面肌痉挛、三叉神经痛的微血管减压术、脑动脉瘤夹闭术、脑干肿瘤、髓内肿瘤等；作为瑞金医院内分泌代谢学科群的骨干力量，在垂体微腺瘤(柯兴氏病、GH腺瘤、泌乳素腺瘤)的手术中颇有研究，取得较好疗效。近年来作为课题负责人获得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内的科研经费400余万元。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等省部级以上科技进步奖十余项；获得首届明治乳业生命科学奖等各种荣誉奖项10余项。发表论文过百篇，被SCI收录20余篇，现为《中国微侵袭神经外科杂志》、《中华神经医学杂志》、《中华解剖与临床》、《中国神经精神疾病杂志》、《中华内分泌代谢杂志》、Neurosurg Rew、《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学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版》、Acta Pharmacologica Sinica、Oncology Letters、Neurosci Lett、J Clinc Neurosci Neurosurg等杂志编委或特约审稿人。